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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阎应元这座祠庙，确实是“奉旨准建”的，理论上来说，谁都可以上祭，自然也包括咱们的辅政王，可是——

    第一，不能把“准建”当成“敕建”。

    打个不大恰当的譬喻，所谓“准建”，不过是说，给你发张营业执照，从此之后，你可以合法经营啦——较之“敕建”，二者区别之大，犹如民营加油站之于“三桶油”。

    政府总理视察“三桶油”，天经地义；可是，跑进路边一个小小的民营加油站，想干什么呢？

    第二，一定要了解这个“准建”的背景。

    当年，江阴城破之后，屠戮极惨，几乎到了老少无遗的地步，打那儿之后，整个江阴地区，都对清廷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，不出仕，不应举，以为沉默的抗议，朝廷百般劝诱，皆无如其何。

    直到乾隆二十四年，高宗下旨，准为阎应元在江阴修祠，这个中央、地方尴尬对峙的局面，才算告一段落。

    某种意义上，朝廷的这个“准建”，是被迫的，究其竟，只是给对峙双方搭了一个台阶——好了，各退一步，别再犟下去了！

    说的再明白些，这座小小的祠庙，对于朝廷和江阴来说，仅仅是一个和解的由头——事实上，即便没有这座祠庙，双方也不可能永远对峙下去，问题只在于，选择一个什么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由头来“破局”罢了。

    “准建”归“准建”，一切工费，包括日后的维护，都不是出自公帑，而是出自“公所”——即由地方士绅集资。

    当然，江阴富庶，小小一座祠庙，所费有限，并不在话下。

    祠成之后，一百余年来，从来没有过任何官方的祭祀活动，只由守祠之人，年节之时，做简单的供祭。

    实在也不晓得该如何做官方的、正式的祭祀——别的不说，单是这个祭文，就不晓得该怎么写？

    来自民间的香火，也很单薄。

    原因并不复杂，阎应元的身份、事迹，实在太过敏感了，人们会不由自主的自我设限——我去祭奠阎丽亨，会不会被人说成“心怀前朝”？如是，虽然台面上不会有人以此相责，可是，背地里，官府会不会因此而给我穿小鞋？“心怀前朝”的印象一旦坐实了，出仕什么的，更是完全不用指望了。

    所以，这座祠庙，对于朝廷和江阴来说，都仅仅是一个摆设。

    现在，辅政王——位在诸王之上、国朝第一人——要替阎丽亨上祭了！

    这个，这个——

    殿内不止一人，感觉自己的三观有些不大稳当了！

    辅政王说他“受阎丽亨惠甚重”——确实，辅政王和杨侧福晋，是在这座祠庙中相遇的，可是，把这桩姻缘，算成阎应元的功劳，是不是太勉强了些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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