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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法国对中国宣战次日，军机处承旨，内阁明发上谕，中国正式对法国宣战。

    这是有清以来最重要的诏书之一，但是少有的摒弃了骈四俪六，通篇皆以较为浅显的文字陈之。

    诏书很长，对中、法自龃龉至反目，自然要有一番回顾，以示道理都在我这边儿，不讲理的，都是那边儿，占一个“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”的地步，这些就不再赘述了，只部分词句，时人、后世，皆许为警句，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朝野上下、庙堂江湖，皆奉为圭臬，对中国政治、民心，影响颇钜，故摘录一二，以飧诸公。

    譬如，“我中国为万国至热爱和平之国度，岂求战乎？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！然我华夏亦为寰宇至坚忍果敢之族群，岂怯战乎？人若犯我，我其必犯人！”

    又，“辛酉以来，筚路蓝缕，生聚教训，吐故纳新，中国面目焕然，然犹若铁石虽坚，非淬火不能成钢，中国非有此一战，不能为东方巨擘，比肩泰西诸强，屹立世界之林，则此役为我华夏淬火之役，其理明矣！”

    又，“战端一开，地无分海南漠北，人无分老幼男女，凡我率土之滨，皆应慷慨以赴，前线后方，戮力壹心，以求全捷，以期盛世，以待大同！我华夏赤子、志士仁人，恒河沙数，挥汗可成雨，众志可成城，朕其深寄厚望焉！”

    宣战诏书并没有打“悲情牌”，就是说，没有提“修怨、雪耻”什么的，更没有像越南人那样，嚷嚷着要“复九世之仇”，原因很好理解，如果仔细扒拉扒拉，就会发现，中国头上的“怨、耻、仇”，出自于目下的盟友英吉利之手的，比出自于目下的敌人法兰西之手的，其实还要更多一些。

    所以，“修怨、雪耻”一类的话，只好关上门来，自己人跟自己人说；宣战诏书是以万国为对象——其中自然也包括英吉利，这一类的话，就不好摆明车马了。

    只是在提到“辛酉”的时候，极含蓄的点了一句“生聚教训”。

    不过，虽然没打“悲情牌”，但时人、后世，对此反应都很正面，咸以为这是以“堂皇正大之师，浩然磅礴之气”，“正面强敌”，云云。

    宣战诏书之后，紧跟着另一道上谕明发，“辅政轩亲王不日浮海南下，检查战备，相关职官，务必精白赤心，不得稍涉玩忽”，不然的话，“严劾不贷”，情节严重者，“就地拿问”，甚至，“军法从事”，措辞极其严厉。

    所谓“相关职官”，督抚自然首当其冲，辅政王人还没出北京，就威胁要对包括封疆在内的渎职官员“就地拿问”，更声称要“军法从事”，这是极罕见的，于是，此诏一出，“天下悚然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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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宣战诏书发布后，法兰西署理驻华公使博罗内奉召至东堂子胡同外务部，接受诏书文本。

    博罗内面色凝重，微微躬着身，双手自钱鼎铭手中接过诏书，挺直身体之后，凝视诏书片刻，叹了口气，说道：

    “尚书阁下，我非常遗憾——自此刻起，不，应该说，自昨天您接过敝国的宣战诏书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成为了一个失败的外交官——作为一个外交官，未能阻止贵我两国之间的战争的爆发，我深感沮丧——此刻，我的心情十分沉重，我的心里……唉，充满了深深的挫败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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