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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张文祥“比照谋反叛逆，凌迟处死，并摘心致祭”，算是对马新贻多少有了个交代。

    对于这份结案的奏折，孙衣言、袁保庆愤然作色，坚决拒绝署名。

    “刺马案”的另一位主审人郑敦谨，则做了件有清两百年来他这个级别的官员从未有人做过的事情：结案的奏折一经拜发，立即告病挂冠，且既不等朝廷允准，也不回京复命，直接就从江宁回了湖南湘乡老家。

    可以想见，郑敦谨虽然是湖南人，但被迫做违心之语，内疚神明，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。

    刺马一案，上上下下，曲意弥缝，证明了一件事情：凶犯的背后主使，一定是朝廷不能、不敢加以重罪的人物——除了其人本身不能入以重罪之外，他所代表的势力，更是朝廷不能、不敢与之翻脸的。

    如此一来，谁是这个幕后主使，便呼之欲出了。

    关卓凡以为，嫌疑最大的，有两个，一个是曾国荃，一个是黄翼升。

    湘系中，曾国荃的地位，自然高于黄翼升，不过，曾老九多少还是有一定的“政治觉悟”的，他若真要做这样的事情，不会不和他老哥商量，而他老哥一定不会同意，如此一来，所谋就多半不能成事。

    所以，扒拉来，扒拉去，黄翼升的嫌疑最大。

    如果赵景贤赴江宁本任之后，对湘军的散兵游勇，如马新贻之“抓住了，该枷的枷，该杖的杖，该明正典刑的，明正典型”，那么，就无法排除蹈马新贻的覆辙的可能性，而且，这个可能性，还是很大的。

    前头已经说了，江宁的情形，本时空的洪绪元年，较之原时空的同治八年，并无实质性的不同。

    不同的是双方掌握的武力的对比。

    湘军屡加裁撤，台面上的武力，较之轩军，已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了。

    但是，绝对的武力不代表绝对的安全。

    马新贻是怎么死的？他在江宁练了几营新兵，那一天，例行校阅之后，步行回署——校场就是署西的箭道，同总督署几乎就是一门之隔。就在马新贻即将进入署西门之时，张文祥突然闪出，一刀刺进了马的胸膛。

    一边是校场，一边是总督署，身旁还有督标中军副将、传令官、戈什哈等一众武装随从，关防还能再严密些吗？兀自挡不住有心人的博浪一击！

    张文祥其人，仔细想一想，真正是个叫人毛骨悚然的人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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