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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此其一。

    其二，以增加小皇帝“兵事、洋务”功课为契机，打压守旧势力。加速推进新政。

    “兵事”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洋务，如果连皇帝都学“洋务”，今后，还有谁不能学、不该学“洋务”的？

    这是最好的“标杆”，如果这一关能过去，之后，“新政”就可以大踏步地向前进了。

    守旧派的反对如期而至，办个“同文馆”，还要吵得沸反盈天，皇帝学“洋务”，真正是如丧考妣了！

    然而，关卓凡布置得宜，抢先一步，封住了守旧派领袖倭仁的嘴，蛇无头不行，守旧派乱了章法，待钟王宣旨，劈头盖脸，将第一个上折反对的詹事府右庶子孙东谋一顿“锥心之诛”后，守旧派气焰大减，不得不消停了下来，关卓凡无惊无险地闯过了新旧之争的第一关。

    其三，才轮到“观察、了解、影响、控制”小皇帝。

    首先是“观察、了解”：看一看，这个小皇帝，和历史上的穆宗，是否真的是一码事？如是，有没有改变他的可能性？值不值得做出相关的努力？答案如果是否定的话，就要确定：自己有“影响、控制”他的可能性吗？

    “原时空那个早崩的穆宗皇帝”，是个什么样子的皇帝呢？

    先来看看穆宗的前任、后任们。

    有人说过，中国历朝历代皇帝的平均水准，以清朝为最高。这是一个注定会引起争议的说法，但是，若仅以封建社会的维度而言，关卓凡是认同这个说法的。

    乾隆之前，国势强盛，对于皇帝水准的争议较小，不去说他了；乾隆以后，国势陵替，内忧外患，但皇帝的水准，依然有可圈可点之处。

    中国的大门，是在宣宗手上失守的。这倒不算是他真正的责任——以彼时之时代差距，换了哪个做皇帝，也必定是守不住的。宣宗真正的历史责任在于：战败之后，面对时代大潮，没有做出任何有效的反思和改变，白白浪费了整整十年的宝贵时光。

    不过，“若以封建社会维度而言”，在道德水准这一项上，做人也好，做皇帝也罢，宣宗却几乎是完美无缺的：侍母至孝——还不是生母；自奉至检——到了变态的地步；尊师重道——甚至为此一脚踢死了自己的皇长子。

    如果排一个“中国皇帝道德榜”，历朝历代数百位皇帝中，宣宗一定名列前茅。

    还有，宣宗虽然保守，但绝不是一个昏庸糊涂、无所作为的皇帝，不然，也不会有禁烟之举了——在当时的情形下，禁烟，其实是帝国一次重大的自我更新和救赎的努力，如果面对的不是英国这个和当时的中国几乎不算一个位面上的对手，未必就不会成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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