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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先帝托梦”，虽然是一件令慈安高度敏感的事情，叫她本能地生出警惕甚至抗拒之心，但是，“托梦”的具体安排，却完全不损害她的利益；相反，表面上，还大幅度向她让渡利益——慈禧离开政治中枢，“两宫垂帘”变成了事实上的“东宫垂帘”，整整一年，国家的最高权力，由慈安独揽。

    权威的竖立、巩固，同掌握权力的时长和连续性，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。正常情况下，大政离弃一年之久，回来之后，就算不至久假不归，但上、下必然生出隔膜，短时间之内，难以令行禁止，指挥如意；同时，这一年，下头只秉承“东边儿”之命做事情，“东边儿”威权独重，如此潜移默化，此消彼长，一年之后，必然是东风压倒了西风。

    所以，表面上，这个“先帝托梦”，是不折不扣的损西益东。

    慈安倒未必愿意受此莫名其妙之益，但至少，不管她相信还是不相信慈禧的这篇鬼话，都不至于因为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受到威胁而坚决反对相关安排。

    那么，出居天津，既然是“损己利人”，副作用如此之大，慈禧为什么还愿意做呢？

    第一，自然是因为没有更好的生孩子的去处，不得不行。

    第二，也是更加重要的，慈禧认为，“损西益东”，只是此事之皮相，实际上，自己的那份权力，并不会真的转移至慈安手里，一年之后，自己回宫，一定可以迅速恢复目下两宫并尊、无分轩轾的局面，自己的利益，不会受到实质性的损害。

    原因很简单：慈禧是了解慈安的，这个姐姐，根本没有独自掌握大政的能力，也根本没有独自掌握大权的**。面对如山之重的责任和压力，这一年三百六十天，她大约天天都会盼着自己早一天回到北京。

    还有，她提出了一个看折子的新安排。并已经慈安首肯了——她出居天津的这一年，所有的折子，一律一式两份，一份用黄纸，一份用白纸。黄折子经内奏事处递进后宫，慈安看；白折子经外奏事处，递军机处，或者直递朝内北小街，关卓凡看。关卓凡看了折子，拟出意见，标注明白，“叫起”的时候，一一替给慈安剖析明白，慈安觉得中式的话。就照如所拟，或留中，或下发；不中式的，慈安自作主张。

    这个安排，表面上是替慈安“分忧”，事实上，关卓凡在这个安排中，是一个慈禧的代理人的角色，慈禧的权力，由关卓凡代行。“西边儿”的大权，由“西边儿”心目中的“自己人”掌握，并未移替至“东边儿”。

    还有，慈禧是知道慈安的。关卓凡拟的意见，慈安绝不会认为“不中式”，必是尽数“准如所拟”，绝不会“自作主张”，则如此安排，同两宫并坐于养心殿上。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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