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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留意，这种情形，和主官官员本人清廉与否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。

    譬如，左宗棠、张之洞，本人都以清廉著称，但他们经办的企业，上述毛病一个不少——也包括他们本人。别的不说，单说公款消费——他们确实没有把银子揣进自己的腰包，但在“三公消费”上面，花起钱来，却是毫不手软，决不后人。又比如，拿公家的钱，“照顾”老朋友的子女家属，也是异常大方的。

    下边儿的人，公家的各种大小便宜占着，左季高、张香涛高高在上，大都会当做没看见；即便贪渎不法，如果此人是自己的嫡系，也会睁一只眼、闭一只眼；出了事，一样是要“力保”的。

    左宗棠离开闽浙之时，原本是想请沈葆桢接管他创办的福州船政局，但关卓凡反对，原因就在这里：沈葆桢之为人、为官，以及办洋务的套路，和左宗棠、张之洞其实如出一辙——清廉，可上述各种毛病，一个不少。

    咦，好像哪里不对啊？按关卓凡的意思，接任福州船政大臣的，不是……张之洞吗？

    上文，张香涛和左季高……一块儿被狠狠损了一通，言犹在耳啊！这个，张之洞之于左宗棠、沈葆桢，区别又在哪里呢？

    区别有二：

    其一，此时的张之洞，年纪还轻，资历还浅，必然是要听关卓凡的摆布的；而左宗棠、沈葆桢两个，勋重望著，办事情早就有了自己的一套章程，又都是典型的顺毛驴，不爽了就撂蹄子，哪里是关卓凡轻易摆布得了的？

    其二，张之洞任福州船政大臣，主要是去负“政治责任”的，暂时不及实务。福州船政的实务，掌握在两个英国人手里：海曼奇，原皇家海军学院副院长，出任中国福州海军学堂“总办”；  毕夏普，原“哈兰德和沃尔夫”造船厂副总工程师，出任福州船政局“总办”——相当于总经理。

    事实上，此时的张之洞，对关卓凡最大的作用，是拿来招抚“清议”用的，而“清议”里边，关卓凡找不到比张之洞更合适的人选了——矮子里拔高个儿，“清议”里边，张之洞毕竟是脑筋最开通、能力最强的一个。

    就是说，其实，张香涛是一个大花瓶。

    主官官员即便清廉，所办企业尤一塌糊涂至此，若主管官员的私德不检，操守可议，那么，问题就更大了，就会发生“内部人控制”，公私不分，最终化公为私。

    李鸿章就是其中典型了。

    李氏“化公为私”的经典之作，是轮船招商局由最初的“官办”变为最后的“官督商办”。

    这个案子，李鸿章幕后主使，盛宣怀前台操盘，十足十一部精彩的商战大片，但来龙去脉极其复杂，若详细讲明白了，狮子难免“水”之讥，只好大略言之了：

    光绪二年，即1876年，盛宣怀动议，轮船招商局收购美资旗昌公司。旗昌股票面票价格每股一百两银子，但当时其实际价格已跌至每股五十六两。盛宣怀暗地用官款以实际价格收购旗昌股票，报给朝廷的，却是票面价格。于是，每一股四十四两银子的差额，就落入了李鸿章、盛宣怀的腰包。

    通过这种手段，李、盛共侵吞了“官本”七十余万两白花花的银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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