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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容闳的思想和作为，若窥端倪于他的人生履历，以下几点很可以说明问题：

    第一，从七岁入读英国人在澳门开办的教会学校，一直到二十六岁于耶鲁大学毕业，容闳从小到大，接受的教育是完整的“西学”，和“中学”基本不沾边儿。对“中学”，容闳既没有什么深入的理解，也就谈不上什么感情。

    第二，容闳是虔诚的基督教徒。

    第三，二十四岁那年，在耶鲁大学就读的容闳，加入了美籍。

    关卓凡并不怀疑容闳对于祖国的忠诚和感情，不然也不会委以重任，倚为臂膀。但同时，他也承认，容闳这种身份和经历，使其很难对中国当时的合法政府，抱有真正的尊重。不然，容闳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——当他有意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时候，先去投靠的，是太平天国，而非朝廷。

    当然，容闳的这个特点，对于关卓凡个人来说，在某种意义上，倒并不算是什么坏事。

    可是，若容闳因此而支持“留美幼童”信奉洋教和轻废“中学”，却是不能接受的——原时空的朝廷，不论“保守派”还是“洋务派”，包括“留美幼童”最大的支柱李鸿章在内，都不能接受。

    关卓凡更加不能接受。

    关节点在“留美幼童”的年龄上——这是一把地道的双刃剑。

    自小就接受西方近现代科学、文化的教育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“一条龙”读下来，较之成人后再“放洋”之半路出家，所学自然更加扎实、透彻，思路也更加灵活、开通，更少牵绊，用之于“新政”、“洋务”——中国的近现代化建设，自然更加之得心应手。

    在当时中国民智未开、保守势力强大的背景下，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容闳等人，对“留美幼童”的苦心设计。是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的。

    可是，事情还有另外一面：“留美幼童”年纪太小，心智尚远未成熟，极易受外界的影响。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，如何保证他们的族群、国家认同不动摇、不转移？如何保证成人肄业之后，回到中国的，不是一群“黄皮白心”？

    必须承认，对于十来岁的小孩子来说。彼时美国的教育和生活，吸引力十倍于自己的祖国。更加有趣的学问，更加人性的教学，更加平等的人际关系，更加自由奔放的空气，没有一个正常的孩子，能够抵御住这些无所不在的诱惑。

    你不能把他们装到套子里——事实上也不可能办得到，因为你是在人家的学校里上学、读书。何况，“增长见闻”——观察、了解、认识留学目的地，从更先进的社会制度中汲取养分。本来就是设计“留美幼童”的初衷之一。

    为此，刚开始的时候，留美幼童不是集中住宿的，而是分散到美国当地几十户不同的人家中。

    这种做法，就算套以二十一世纪的标准，也是顶“时尚”、顶“先进”的。要知道“留美幼童”可是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事儿呀。

    既然不能把小孩子装到套子里，管理者能做的，就是守住底线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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