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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王永泰是六科给事中，在体制上，会办五大臣欲对之有所“询问”，必须“奉旨”。这样一来，从“请旨”，到“准奏”，再到侍卫处出公事给都察院，最后由都察院通知王永泰应讯，两天时间又过去了。

    “询问”的地点就在都察院。

    案子虽然是刑部“承办”，但把王永泰传到刑部来是不合适的，因为他是举发者，不是嫌犯；而且，王永泰虽然只是五品官，品级远远低于会办五大臣，但他是六科给事中，是言官，这个身份，五大臣必须给予相当的尊重。

    同样的道理，户部、兵部也不大妥当。

    五大臣略一商量，索性把询问的地点放在都察院，这算是“登门拜访”，对言路，足够尊重了吧？

    因为是“奉旨询问”，五大臣和王永泰彼此不行参礼，只叙科名先后，相互作揖之后，延请落座。

    王永泰是一个形容枯槁的中年人，头发已经花白，面色蜡黄，眼神浑浊，木无表情。

    这副形容，看在眼里，五位会办大臣不由心中嘀咕。

    在座诸公，王永泰不是生得最丑的——最丑的那位当然是阎敬铭。但阎丹初大小眼一翻，精光闪烁，气势逼人，形容再轩昂的人，在身不满五尺的阎老西儿面前，也要不自觉地矮上三分。而这个王永泰，就跟一段烧焦了的木头似的，从头到脚，了无生气。

    这样一单轰动朝野的大参案，居然由这么一位人物发动？

    王永泰一落座，便从怀中取出一个白折子，递给瑞常，干巴巴地说道：“这是我写的一份说帖，请中堂和诸位大人过目。”

    瑞常是道光十二年的进士，在坐六人之中，科名最早；同时，虽然瑞常和阎敬铭、曹毓瑛、麟昌同为从一品，但瑞常的从一品，咸丰七年授左都御史的时候就得了，资历最老；更重要的是，瑞常是大学士，是“宰相”，在名义上，会办五大臣之中，瑞常的位份是最高的。因此，王永泰就把瑞常当成了五大臣之首。

    可是，瑞常接过他的“说帖”后，却并不即时打开，而是转身递给阎敬铭，说道：“丹公，你看看吧。”

    阎敬铭连忙说道：“中堂先请。”

    瑞常这才打开“说帖”，一目十行地扫了一遍，然后合上折子，再次递给了阎敬铭。

    瑞常的这个动作，再清楚不过地表明：办这个案子，阎敬铭才是真正的“主办”。

    阎敬铭看得可就认真的多了，只见说帖写到：

    “窃维贿赂之事，踪迹诡秘，永泰不在事中，自无从得其底蕴。但此案户部索贿累累，外间喧传，贿托者，即贿托黄绍祖、毛英章也；关说者，即向黄绍祖、毛英章关说也。巷议街谈，万口如一，是贿托之实据，当问之李宗绶、宋尊邦；关说之实据，当问之毛英章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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