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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倭仁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。

    关卓凡微笑道：“前几日，得了一本宋版的《近思录》。我想，艮老儒林领袖，理学宗师，这本书，只有在艮老这里。才算得其所哉。”

    如果关卓凡拿出的是银票，莫说你个贝子，就是亲王，倭仁也会当场峻拒。

    可是，这是《近思录》。是宋版的《近思录》。

    《近思录》为朱熹和吕祖谦合著，辑录所谓“北宋五子”——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邵雍、张载——的学问精义，其编排依朱、吕的理学思想体系，算是尽括了源于周敦颐的程朱一脉的理学学术主体。

    程朱为倭仁所宗，宋版《近思录》，开卷即闻先贤呼吸，老先生怎么能够不激动？

    倭仁张了张嘴，到底没有说出“不要”的话来。

    关卓凡又随便聊了几句，便说“天色已晚，不便再扰”，于是和翁同龢起身告辞。

    倭仁送出大门，看着二人上轿而去。

    良久，长叹一声。

    言路上对小皇帝功课“改良”的“反应”，如期发生了。

    只是，雷声小，雨点更小。

    上折子的不止一个，但大多吞吞吐吐，遮遮掩掩；明确表示反对的，只有一个叫孙东谋的，詹事府的右庶子，正五品。

    略出关卓凡的意料，此君首先反对的不是“洋务”，而是“兵事”。

    孙东谋引经据典，先说，“《六韬》有云，‘圣人号兵为凶器，不得已而用之’”；又说，“《老子》三一章，‘夫佳兵者，不详之器，物之恶也’”；接着再说，“本朝王念孙考，‘佳’字实为古‘唯’字，则‘唯兵不详’，古圣明训。”

    然后来了一段很搞的，“亚圣曰，‘君子远庖厨’，不忍见禽兽之将死也，况乎人为万物灵长，涂炭僵仆，肢体分裂，能不衷怀恻然？”

    反正就是说，“兵事”这个东西如此邪恶，皇帝怎么可以碰呢？

    终于讲到了“洋务”。

    孙东谋并没有直接反对“洋务”。形势发展至今，守旧派已经不得不接受这么一个现实：笼统地反对“洋务”，已经没有任何意义，这种折子注定“淹”了；他们的对策，是摆出“就事论事”的姿态，反对、攻击具体的政策。

    孙东谋说，“洋务”这个东西，琐碎繁细，自有相关的臣子办理，“何劳厪虑”？圣天子应该垂拱而治，这样自然君臣相安，天下天平。

    关卓凡叹息：我真是高估了你们的战斗力。

    一般情况下，这种折子，应该“交议”。一旦发了下来，其他的旧派人物就可以这个折子为根据，生发意见，形成声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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